韩茂莉老师为辛庄课堂学员授课
作者：韩茂莉
辛庄课堂导师
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
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“本末倒置”这是我们形容做事主次不分、轻重不分常用的词，何为主？何为次？事情不同，主次也在变化之中，并无一定之规。若将主、次放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讨论，农为本，商为末，几乎是我们共同熟悉的一个命题，而“崇本抑末”、“重农抑商”又是贯穿两千多年中国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。基本国策是指导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，“崇本”将农业推到至高的位置，成为决定国脉民生的唯一选择。无论社会发展还是民生需求，依托的不只一个生产部门，正是如此，中国古代提倡的本末之分，却是世界历史少有的。面对这一现象，不禁令人问起，这究竟为什么？最初，人们从事生产，完全出于生存需求，农业耕作可以果腹，制陶编筐可以使用，纺线织布可以御寒，交易物品可以通有无，原本无本末之分。从事哪项生产，并无规划，一切顺其自然。当历史进入国家阶段，指点江山，立规定则，已然成为常态，人们从事的生产，哪项为本，哪项为末，生产者并不清楚，在国家治理者的操作中分别为本末。一旦将生产领域分为本末，自然就出现重点支持的“重点项目”，这类今天听起来并不陌生的现象。那么古人视为本末之业究竟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农为本，工商为末。“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”是我们形容没有基础的事物常用的成语，而本就是根。当古代国家治理者将农业确定为本业，就意味着国家乃至于历史的根，就扎在了农业的土壤上。讨论中国古代如何从不分本末，走向“崇本抑末”，必须提及管仲与商鞅这两位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。管仲治理的齐国在东，商鞅执掌的秦国在西，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闪耀、文化辉煌的时代，当思想化为治国理念，即成为引导历史的标识。管仲生在春秋时代，作为那个时代富有影响的人物，留在后人记忆中最深刻的，当属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而成就的霸业，事过两千多年，但凡提起依然令人热血贲张。然而，无论霸业也好，王权也罢，国之根基却在于经济。管仲身为齐相，主持国家日常事务，他的经济思想在齐国这一兼有鱼盐之利的土地上得以彰显。凝汇管仲治国思想之作当属《管子》，固然这部书的作者并非管仲本人，却因追随者推尊管仲，将其言行事迹著录其中。我们在《管子》中看到代表管仲经济思想的主张：“粟也者，民之所归也；粟也者，财之所归也；粟也者，地之所归也”。“农夫不失其时，百工不失其功，商无废利，民无游日，财无砥滞”。不难看出，管仲追求的治国理念并非“崇本抑末”、“重农抑商”，而是后人总结的那样，“重农而不抑商，五业并举”。农，固然是维系民生之关键，但也同样离不开工商之业，士、农、工、商各居其位，天下之财自然流通。疏理管仲的治国理念，我们获得一个信息，农为本，商为末，并非古人治理国家的一贯思想。那么，“重农抑商”又是谁提出的治国理念？且经历了怎样的实施过程？
从春秋至战国，上距管仲所在时代近300余年，商鞅登上历史舞台。商鞅，这是我们并不陌生的历史人物，而我们知道的商鞅几乎都来自变法。变法，改变的是国家固有法令制度，而战国时代变法迭兴，李悝、吴起、邹忌、申不害，商鞅不是战国时期变法第一人，却是在历史大幕上落笔最重的人。后世学者判别春秋战国诸子百家，将管仲、商鞅同列入法家，但两者治理国家的理念几乎全然有别。为此，我们不妨看看《商君书》所载商鞅的变法主张。“兴兵而伐，则武爵武任，必胜；按兵而农，粟爵粟任，则国富。兵起而胜敌，按兵而国富者，王”。商鞅认为国家的兴盛取决于农、战，农可以积粟，战可以强国，因此奖励农战，“武爵武任，粟爵粟任”，“不以农、战，则无官爵”，种地、打仗是获取个人前程的唯一途径。商鞅变法的宗旨在于富国强兵，且凭借“军功爵”，成功地将个人成败与国家需要绑在同一架战车之上，车轮启动之时就是家与国双赢那刻。将一国之民锁定在农、战之上，“武爵武任，粟爵粟任”并不是变法的全部，摒除杂业才能保证人们全心致力农、战。商鞅变法的再一项措施就是区分本末之业，并视农为本，工商为轻末之业。既然职业有本末之分，国家视角的考量也有轻重之别，商鞅是历史上明确提出“崇本抑末”、“重农抑商”的第一人，而别本末，量轻重的目的，仍在富国强兵。农，可积粟而国富，且农事依托的是具有不动产性质的土地，土地不可动，耕种者也不会轻徙，战事来临，为了保家，自然也会卫国，家国一体，故“信可以守战也”。而商人或其他杂业者则不同，不仅巧于取利，且手握浮财，一有风吹草动就可以转走他乡，我们在《商君书》中看到的“民游而轻其君，民远而非其上，民剽而易徙”就是这个的道理。轻浮好动的人一定会轻视国君、诽谤国君，甚至不重视国家的禁令，若国之民众均为轻土地而重钱财者，国家危机将无人可用，这就是商鞅“重农抑商”的根本原因。商鞅死于非命，变法却未中断。“商鞅变法”成功地将秦人带入战争的轨道，人人在意军功，“民勇于公战”[1]，披坚执锐，于是天下诸侯“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”，最终“秦以区区之地，致万乘之势”[2]，天下一统于秦。
如果说，商鞅变法奠定了大秦帝国统一天下的基础，那么审度后世的历史，这只是商鞅治国思想成功的第一步，真正让历史记住商鞅的则是后世的那些事。
大秦帝国开创了开天辟地的伟业，失在严刑峻法而民心全无，一声“天下苦秦久矣”， 天下响应，人们斩木为兵，揭竿而起，以汉代秦。虽然汉革秦命，汉王朝治国理念却留下了深深的秦人痕迹，故历史学界追溯这段历史，用“汉承秦制”这一结论概述了秦汉两朝制度的沿承关系。秦祚已绝，秦法未断，“汉承秦制”是一个宏大的题目，秦人法度繁杂，“崇本抑末”、“重农抑商”不为法，却属治国理念，从理念到政策，一步步实施于现实中。汉初就有了重租、重税商人，且商人不得衣丝乘车、子弟不得入仕为官的规定。这样的规定不仅成为法度的一部分，也渐成社会风气，贱商且以商为耻，笼罩着人们的意识，固然商人手中不乏金银，却没有社会地位。即便如此，商业带来的经济活力仍然没有离开人们的视线。司马迁就在其列，他不但看到“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”的现象，同样没有忽略民生所需“被服、饮食、奉生、送死之具”，必须“待农而食之，虞而出之，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”这一事实，并提出商业与农、虞、工各业一样，“上则富国，下则富家”[3]。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不属于个人，代表一派人的主张。正是如此，本、末之争始终在讨论中。
[3]《史记》卷一二九《货殖列传》。
西汉时期坚持“重农抑商”的代表者为贾谊、晁错，他们不仅看到“一人耕之，十人聚而食之”的后果，也强调财富垄断、高利放贷以致农户卖田宅、鬻子孙的社会危机，既然重商弊大于利，他们主张“抑商”且重农。今天，我们回顾两千年前的本末、轻重之争，并无系念感，岂不知这场争论的结果，决定了日后两千多年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。朝臣的“重农抑商”主张，先后得到汉文帝、汉景帝的支持，并制定为劝农、贵粟、减收田租的政策。汉武帝时期国家大政从“无为”走向“大作为”，国家需要的物质支持与富商大贾手中的财富发生矛盾，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，汉武帝果断地采取盐铁专卖。农业社会民生衣、食、住、行，需要的多数物品来自农业，唯独盐、铁、矾等属于工矿业产品，且凭借商人输送至农户手中。盐是必食之物，铁可以打造农具，矾能保证纺织品易着色。从大众角度看盐、铁、矾，这是商人获利最大的物品，一旦剥夺了商人对这些物品的经营权，利润就从商人转向国家。汉武帝完成了对盐、铁、矾等物品的国家垄断，继续通过“算缗”、“告缗”这些对商人高征税、鼓励举报偷税、漏税的措施进一步抑商。从财富的流向，审度“抑商”政策，国家与商人争利的同时，也强调了农为本的地位。
汉武帝的抑商政策为国家夺得财富，却再度引起朝臣的争议。这一次与国家经济政策相关的讨论被称为“盐铁会议”，只是那已经在汉昭帝时期了。“盐铁会议”的名称告诉我们，这一讨论的核心在于盐、铁、矾等物品的国家垄断，而盐、铁为名，本、末之争才是实。“盐铁会议”持“重农”一派的为来自各郡国的贤良文学，即官员的后备人才；持“重商”观点的却是武帝老臣桑弘羊、田千秋等在任官僚。“重农”一派提出：“衣食者民之本，稼穑者民之务也，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”。“末盛则本亏”，“工商盛而本业荒”，故不仅重本，还要抑末。桑弘羊一派认为“工不出，则农用乏；商不出，则宝货绝”，故“开本末之途，通有无之用”才是富国之本[4]。两派的对立，将本末之争推向高峰，最终的赢家是重农一派，农为本在治国方略中仍占主流。
[4] [汉]桓宽《盐铁论》卷一《力耕》、《本议》、《通有》。
回顾汉代那段历史，汉不仅承秦制，且承继的是商鞅的思想，正是如此，一千多年后宋人陈普题为《咏史上·宣帝》诗中，留下这样的诗句“莫道汉家杂王霸，十分商鞅半分周”。“十分商鞅”十足地说明了汉代治国理念的根本。
两千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讨论早已烟消云散，留给后世的是“崇本抑末”、“重农抑商”思想的确立。自此之后，尽管王朝更迭，人事变迁，农为本始终没有离开治国理念的核心地位。故明太祖朱元璋再度强调：“若有不务耕种，专事末作者，是为游民，则逮捕之”[5]。尽管这是朱元璋针对山西繁峙县逃移之户下达的旨意，我们仍然看到深深的本末烙印。而清代雍正皇帝则是明明白白表明：“朕观四民之业，士之外，农为最贵。凡士、工、商、贾皆赖食于农，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，而工、贾皆其末也”[6]。
[5]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〇八，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。我们的主题是中国农史，治国理念本不在农史讨论之中，但在国家的操纵下，农业从一个生产领域成为国脉民生的根基，“重农”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地位，却影响了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与文化，固化了农业、农民以及农业生产方式。固化，是稳定，稳定在土地上的农民，为国家缴纳赋税，铺垫了国家的宏基伟业，又凭借自给自足，维系自身的衣、食、住、行。自足是现实，也是理想，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复制，贯穿于历史的各个细节，最后汇集为社会惯性，内求胜于外拓，封闭且保守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小农经济。
小农经济是“重农抑商”政策的产物，为此展开的讨论已然成为过去几十年的热点，周振鹤一篇文章《假如齐国统一天下》别开生面，假如当年统一天下者是齐，而不是秦，那么承继管仲的治国理念，中国不仅保持活跃的商业，且拥有如威尼斯一样走向世界的商业城市。但是历史没有“如果”，我们的过去选择的是商鞅，是秦人的“崇本抑末”、“重农抑商”。正是如此，我们讨论历史不能离开“农为本”，农史原本讲述的就是农业那些事，自然一切都刻着“本业”的烙印。小农经济，对于我们并不是陌生的概念，撇开课本上的条条框框，仔细考量，小农经济意味着对于土地的全方位依赖。重农崇本让社会依赖于农业，农民依赖于土地。“土里刨食”是形容以往农民生活的俗话，平实且精准，农业社会中农民生活的核心是土地，衣、食、住、行这些维系生命必需的物质，几乎全部都是自己地里土生土长的物产，有了土地就有了生存的保证。然而，土地给予了民生需要的一切，也将自身的印记留给了依赖土地为生的农民。
重农崇本，留给农户参与商业交易的空间极为有限，甚至成为农户拓展生产领域的障碍，自给自足为小农家庭带来基本需求，却将农户束缚在土地上。当代《物权法》将土地称为不动产，不动是土地作为财产的属性，如同一条隐形的绳索，一端拴在农户身上，围绕着土地做圆周运动，周而复始，从炕头到田头，构成农户的基本活动圈层。唐人白居易一首题为《朱陈村》诗中：“村业”自然是农耕生产，依赖土地为生的农民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死于斯，白居易凝重的诗句，将我们带到安土重迁，头白不出门的时代。
重农崇本将农户的生产品覆盖到民生的各个方面，身上衣服，口中食。学术界曾经以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作为话题，进行一二十年的讨论，离开学术界的论证，生活早已将自给自足用事实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。黄梅戏“天仙配”中“你耕田来我织布，我挑水来你浇园”，用戏文将必需农产品的生产，分配在男耕女织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，耕田、织布、浇园，几乎获得了生活需求的所有物品，粮食、布帛、蔬菜都在其中，温饱也在其中。小农经济将农户的生产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平台上，经济上少有外求，在意与珍惜的却是土地。“生为村之民，死为村之尘”，农户的一生系之土地，为了保持土地持久的生产力，用地与养地结合，农民选择了精耕。
套用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具有时段性，一项技术最初的发明与后世的套用分属于不同时段，发明一旦应用于生产，技术即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而被沿承且套用下来。在发明与套用中，中国农民用大劳动力的投入发展了精耕农业。回顾世界农业发展进程，中国农业凭借精耕技术始终占有巅峰之处，但那只是农业社会的巅峰，进入工业社会那些被认作蛮人的国家，英国、德国、法国……却凭借工业革命，凭借技术创新，引领农业走出传统，进入现代化阶段。于是一个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，为什么中国在农业社会的成功，却没有唤来技术突破？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，几乎成为中外学者热议的题目，邓钢（Kent Gang Deng）在《中国传统经济——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》一书中列举了十余个理论框架，即意识形态决定论、发展阶段模型、市场模型、古典模型、人口模型、技术决定论、二元结构、制度模型、官僚决定模型、世界体系决定论以及小农制、地主所有制和政府寻租的决定理论，理论之多只说明一个问题，其原因不止一个。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理论中最后一个学派，就中国农业发展提出如下事实：第一，农民几乎没有剩余，沉重的赋税使小农场只能维生，而土地上的佃农被田主剥削到极致。第二，田主只关注土地上的劳动力投入与扩大再生产，没有改变传统技术的资本积累。回顾中国农业的历史，可称直指关键之处。
技术革命的目的是增加财富，而重农抑商的政策，留给农户剩余农产品步入市场的空间十分有限，投入劳动，却难以致富，必然缺乏推动农业革命的动力。经济史研究中屡屡引用这样的事例，因丰收农民未必能增加收入，往往适逢丰年，田主会在原有租额之上添加额度，故为佃农留下的剩余产品不因好年景而增多。我们在《清实录》中就看到这样的事例，乾隆七年，广西柳城县某农户佃种土地，原本议定每年交租四石，没想“秋收丰稔”，田主立时将租额增至六石[7]。中国第一档案馆藏刑科题本中的一段民事纠纷也与增租相关，雍正十一年湖南酃县刘必学佃租田主山场，最初议定每年租银八钱，乾隆八年开垦了四亩熟田，田主立时增租谷八石，此后至乾隆十二年，熟地增加，租银也相应增加[8]。丰岁也好，增田也罢，都没有为佃农带来更多的收入。佃户只是农民的一部分，拥有田地的田主应是有余粮的，但他们缺乏投资意识，尤其华北农民更是如此，就此黄宗智早已作出讨论。中国农民操持的生产行为，属于直接满足家庭需要的自然经济，“家中有粮，心中不慌”，这是我们熟悉的俗语，满足日常消费并存有余粮，这是中国农民根本的心愿。农户在田中的精耕细作，最大的特点是加大劳动力投入，而没有类如火的使用、电的发明这些革命性技术的介入，当农田中劳动投入达到一定程度，边际报酬趋于零，发展即处于停滞。正是如此，苏联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认为，自然经济不能发展生产力，只有以价值生产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才是促进实质性进步的强大动力。如果讨论为什么直至20世纪60年代前，中国农业始终没有走出传统农业阶段？恐怕恰亚诺夫的理论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思考点。
[8] 中国第一档案馆藏，刑科题本，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，刑部尚书鄂弥达题。
传统农业是所有国家都走过的阶段，而自然经济则是传统农业共同拥有的经济形式，这段历史中，世界农业的发展并不平衡，中国通过精耕将农业技术推向世界之巅，用自己的物产养活了不断增长的人口，并将农业成就推向世界。农业发展并非简单的劳动过程，劳动者是农夫，引领农业走向什么方向却并非取决于农夫自身，国家、社会与农事活动交织在一起，共同奠定了社会物质基础。回顾这段历史，农业人口是中国社会的主流，农业生产构成了社会经济基础，正是如此，农业历史已不仅限于技术，人们对农业的关注，早已融入到社会经济的范畴。中国不是工业革命国家，面对农业社会滋生出冲破传统经济的萌芽，却未带来新的时代，并进入工业社会的现象，不仅引起学术界对社会经济的热议，且在讨论中往往忽略了农业技术本身。本文讨论的核心并非社会经济，而是实实在在落地而生的农业，摒除停滞、桎梏那些遗憾，我们会发现土地上的那一串亮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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